这里所说的“礼”，即指人们的行为规范、规矩、仪节等。中国古代文化史专家柳诒征先生认为：“古代初无尊卑，由种谷作酒之后，始以饮食之礼而分尊卑也。”（《中国文化史》）由此可知两点：一是酒与礼结缘之早之深；二是礼之作用是“分尊卑”。
中国素有“礼义之邦”的美誉。自三代以来，礼就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总准则、总规范。古代的礼渗透到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婚丧嫁娶、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酒行为自然也纳入了礼的轨道，这就产生了酒行为的礼节-酒礼，用以体现酒行为中的贵贱、尊卑、长幼乃至各种不同场合的礼仪规范。到了西周，酒礼成为最严格的礼节。周公颁布的《酒诰》，明确指出天帝造酒的目的并非供人享用，而是为了祭祀天地神灵和列祖列宗，严申禁止“群饮”、“崇饮”，违者处以死刑。秦汉以后，随着礼乐文化的确立与巩固，酒文化中“礼”的色彩也愈来愈浓，《酒戒》、《酒警》、《酒觞》、《酒诰》、《酒箴》、《酒德》、《酒政》之类的文章比比皆是，完全把酒纳入了秩序礼仪的范畴。为了保证酒礼的执行，历代都设有酒官。周有酒正、汉有酒士、晋有酒丞、齐有酒吏、梁有酒库丞、隋有良酝署，唐宋因之。 如果说典籍文化中所定之礼集团代表了统治阶级维护统治、保护特权的利益，那么文人雅士所言之礼则集中体现了士大夫阶级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心理。比如，有人认为理想的饮酒对象是“高雅、豪侠、直率、忘机、知己、故交、玉人、可儿”，饮酒地点是“花下、竹林、高阁、画舫、幽馆、曲涧、平畴、荷亭”，饮酒季节是“春郊、花时、清秋、新绿、雨霁、积雪、新月、晚凉”（吴斌《酒政》）。有人认为理想的酒友是“款于词而不佞者，娱于色而不靡者，怯猛饮而惜终欢者，抚物为令而不涉重者，闻令即解而不再问者，善戏谑而不虐者，语便便而不乱者，持屈爵而不诉者，偕众乐而恶外嚣者，飞爵腾觚而德仪无愆者，坐端宁而神逸者，宁酣沉而倾泼者”（田世衡《醉公律令》）；理想的醉地是“醉花宜昼，袭其光也；醉雪宜夜，消其洁也；醉文人宜谨节奏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加觥盂旗帜，助其烈也；醉楼宜暑，资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袁宏道《酒令》）凡此种种，都可看出士大夫阶层对超俗拔尘境界的推崇，对温文尔雅风度的追求。在这里，酒被诗化、雅化了，由一个舛骜不驯的“野人”变成了一个温柔娴静的“淑女”。 当然，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就没有统治阶级和文人雅士那么多的酒礼，但是他们对于年长者和领导者的尊从，对某种仪式的默契，对饮酒对象的选择等等，都不难发现“礼”的影响。 对于中国人的酒礼，外国人自然感到好奇。俄国大作家契可夫在《萨哈林游记》中讲到他去中国东北一个小酒馆看到中国人喝酒的情况时说：“他们一口一口地喝，每一次都端起酒杯，向同桌邻近的人说一声‘请’，然后喝下去，真是怪有理的民族。”
酒德，即酒行为的道德，它是与酒礼互为表里的。龚若栋先生认为：“如果说礼是中国酒文化内核的话，那么酒德就是中国酒文化的外壳。”此话很有见地。古人认为，酒德有凶和吉两种。《孔氏传》云：“以酒为凶谓之酗，言讨心迷政乱，以酗酒为德，戒嗣王无如之。”（《书经集传》）故首先提出“酒德”概念的周公（《十三经注释》）所反对的是酗酒的酒德，所提倡的是“毋彝酒”（《尚书·酒诰》）的酒德。所谓“毋彝酒”，就是不要滥饮酒。怎样才算不滥饮酒呢？《礼记》中作了具体的说明：“君子之饮酒也，一爵而色温如也，二爵而言斯，三爵而冲然以退。”被后世尊为“圣人”的孔子曾提出“唯酒无量，不及乱”，就是说各人饮酒的多少没有什么具体的数量限制，以饮酒之后神志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