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中的吉祥礼品列入礼制礼仪中。当时，赵宋统治者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收取丰厚的酒利，一方面改革禁酒，一方面鼓励人们饮酒，使当时绍兴酿酒业空前繁荣，社会上饮酒用酒之风盛行不衰。这些在宋史、宋人诗词及笔记中以大量的文字反映了当时这个史实。这主要是宋代统治者对前朝的政权兴衰有了清醒的认识；古人说：“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这对宋代统治者深有体会，认为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与社会风俗的善恶是切切相关的。司马光在他的奏议卷七《谨司疏》中说道：“窃以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习系于习。……是故上行下效谓之风，薰蒸渐渍谓之化，伦胥委靡谓之流，众人安定谓之俗。”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亦认为“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簿，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又曰“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所以宋代的礼制正是通过对消费品的限定和等级分配来制约社会风尚的变迁、区别循礼和非礼。正因为这样，使当时绍兴民间女酒的习俗符合酒俗礼义的循礼。受到官府的认可和允许，使其保留沿袭下来。但仅仅靠这一点，还是不够的，正如前面所说的，没有吴越时代的安民生息的社会稳定阶段，与宋代重理学，以礼制治世的基本国策，女酒习俗在民间也是难以沿袭下来的。

　　二、历代禁酒实行酒类专卖征税制，女酒作为家酿自用受到人们的珍视和保护。
越州在五代时期的酒政以专卖为主。当时城内置酒务司署名，并已允许民间家酿自用，不作为私酒禁断判罪。自归宋后其酒政、酒俗、酒礼易帜不变，但专卖的形式已趋多样化。
1、 有官府设酒店，置酒务，行专卖。
2、 特许的酿户、酒肆，交纳有比例的“榷酒钱”可酿酒酤卖。
3、 允许民间自酿应用，但不能上市酤卖。
4、 只对酒曲实行官府专卖。
南宋时期，绍兴的官府用酒除了派官自酿自卖外，大多从民间酿户中限价收购。宋高宗建炎三年还实行了“隔糟法”的税制。所谓“隔糟法”，是官家开设糟房，并派官员专门管理，让民间酿户各以米赴官方酒库作坊自酿，缴纳一定费用。当时的酒库设在现今绍兴城内轩亭口附近。古时称候轩亭，是“唐观察使李绅建。后于亭前临街建大楼，为五通神所据，土人敬事之”到了北宋末年，才被改为酒库。此一史实在《越中杂识》记述十分清楚：：“靖康初，翟中惠公汝文帅越，亭尚无恙。公出，有风罥其伞置亭阑干上。或谓亭神为崇，公怒，即日毁其神象，改为酒库。于神座下得一石刻大酒字。故老云：昔塑象时，一道人过之，书字于石，谓众曰：“虔奉此字，则神灵验。”不知其为石谶也。后易名为和旨楼，取食货志酒酤在官，和旨便人之义”。可见宋以来，朝廷专门设置酒库、置酒务、征酒税，对酿酒禁令还是有一系列的开放政策。例如当时有一种“添酒钱”，即在酒价上加征税课，亦在酒库对外办理。但对民间家酿自用，不进入市商买卖的又称“土酒”，还是允许的。应当说当时推行的酒税实行官府专卖，征税为辅的作法，使“诸路酒课，月比岁增”，见《宋史.食货志下七》不仅对宋室王朝的财政收入有了保障，也对全国酒类的管理，促进酿酒业繁荣，有了规范的促进作用。

　　当时，女酒属民间家酿的自用酒，这种酒数量不多，又不进入市肆商贾的买卖，往往是民间自酿，自藏，自用的家庭副食品，后成民间婚俗礼品。所以从吴越时期到清代历来是免交税课的。包括农家在春酒、社酒、四时八节、生老病死的必须应用的“家醪浑酒”都不属禁罚和可免税的范围。可见当时的家酒，似同家庭的咸菜、笋干菜等自制副食品一样，几乎家家都有自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