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在鼓里，才有了孔明 与司马懿在“空城计”合作上的默契；正是朗讯对行贿事件含糊其辞的表述，才让事件本身具有了无比的威慑力——这种信息不对称就是当权者利用自己的权力人为剥夺了公众（部属）的知情权，而造就的对真实信息垄断控制的相对优势——问题是，诸葛亮是为了国家，而司马懿完全是出于个人的私利考虑，朗讯却是自身利益与美国利益的统一；并且，我们看到，这种行为往往与故意曲解与误导信息联系在一起，因而它的本质是反沟通的，也就更接近甚至等同于企业内部的“愚民”行为——“愚”者自然受制于“智”者。然而如果是在私欲的驱动之下，这样的企业之“智”能达到什么层次也就可想而知。

　　其二就是在企业中潜移默化出一套潜规则。公开的规章制度具有刚性的约束力——失去了弹性，均衡就往往难以达成。因而在制度之外，必须形成另外一套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游戏规则——正是这套潜规则让诸葛亮与司马懿达成了如此的默契，进而产生敌对状态下的相互信任——当权者明 白，水至清则无鱼，也就失却了所有的韵味；因而唯有将水搅浑，自身具有的信息相对优势才能体现出来，才能得以在混沌与无序中把握涌动的暗流。

　　理性分析这种“均衡”，我们就不能不提及博弈论中的经典对局——“囚徒困境”。

　　这场博弈讲的是两个被指控共同犯罪的囚徒被检察官分隔提审。囚徒明 白，如果他们都不坦白，因证据不足，两人将会被释放；如果两人都坦白，两人都会因罪判刑。然而两人却被告知如果一人坦白，另一个不坦白，坦白的人将被释放并获得赏金，而抗拒者将被判重刑且被罚款。由于谁都不知道对方的选择，博弈的结果就是两人相互背叛，共同选择坦白。

　　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由于人为的非公正规则设局（潜规则），博弈双方不得不放弃了最佳选择，而同时选择了背叛——这里的问题在于，囚徒并不指望通过背叛来获得“最大利益”，而是为了避免可能的“最大损失”。具体到管理思维，这就会使其整体的战略追求下降到很低的层次，并且难以良性配置人力资源产生应有的群聚效应，１+１<２的情形将不可避免——当某人因为不守信用而获得了更大的利益（或者说避免了最大损失），其他人为了获取竞争优势也会放弃守信——这样的结果就是最终所有人都会变得诚信全无——公众对于团队的信心将彻底崩溃，这将导致完全的“管理失效”。

　　因而，这种对“均衡”的追求实在是对领导力的一种曲解，一个典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