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每一个人所面对的外部(来自人类自身的)竞争，其实是家族的竞争，而这种竞争从平常百姓家一直到皇室也不能幸免。所以，家族的利益就是最高利益，家族的约束就是最大的约束。所谓“无子不开分店”、“钱到地头死”，表现出的心态其实是对家族之外的合作秩序的扩展的恐惧。你看那些已经向家族之外扩展了的企业，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合伙人之间以兄弟相称，为的是从心理上找到那种类似家族关系的稳定感。

　　是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现代企业制度从理念到条条框框都对我们的传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是，应当看到，相对于由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所沉淀的文化存量来说，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与法治建设所能起到的变革人心的作用显然是渺小的。我的一位从英国回来的朋友说，他开办的管理公司不仅为国内的企业输出管理模块，也输出“管理总监”——一个专事得罪人的角色，因为，中国人最讲面子，最做不到的是得罪人，所以输出的“城堡”常常会因为没有人愿意充当“士兵”而形同虚设。我们还应看到，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几亿人在市场的博弈中，最终能在何时在何种状态下实现什么样的均衡，实在是一件需要缓慢演进的过程才能见分晓的事情，再加上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又将引来更多的另类文化的“精英”，中国人在合作中的家族意识完全有可能在未来的市场博弈中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演变。这些都使企业家族化经营成为人们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挥之不去的问题。

　　(２)权威的建立是企业家创新精神得以转化为物质的重要条件，也是合作精神变为合作现实的重要条件。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之所以选择从家族的关系中建立权威，并不完全因为他们是武大郎或有武大郎心态，而是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人在离开传统体制后，个个都表现出对权威的渴望，甚至不少人就是冲着这种渴望而脱离传统体制的，因此在由长期历史形成的惧怕权威的心态后面，只要是换了一种环境，其蔑视权威的程度同样不差，“鸡头文化”也就由此产生。这对于企业家权威的建立以及自身的成长是极其不利的。而在家族化经营的企业中，则有一些天然的因素(如辈份、年龄等等)容易使企业家得到经营企业所必需的权威。如果从权威的层面再往下分析，涉及到权威后面所包含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利益因素，那么转型期所特有的“乱世出英雄”的机遇，无不使相当一部分人对成就一番以自我为中心的事业产生某种幻觉，从而对任何权威都可能产生本能的抵触，他们绝不愿意久居人下，并总是在寻找独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