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创业成本问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几代民营企业家回避不了的问题。家族的管理模式不仅有利于前期降低成本(如简陋的生产经营条件、低工资等)，而且从最初创业的意义上说，家族化经营的协调成本也相对较低，因为即使发生矛盾冲突，也可以通过内部协商，而避免由于引入第三方监督造成成本过高的情况发生。再加上有家族观念的约束，信任度一开始就能达到一定水平，所以过程中的监督成本也相对较低。

　　(４)中国民营企业的创业过程，正好是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因此，在整个市场秩序逐步建立的过程中，民营企业的发展，不仅踩线的情况多有发生，甚至越线的情况也不少见。实在是由于转型期的政策空档太多，各种诱惑太大，而且陷阱也太多(掉下去以后，就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试想，在一场没有定出太多规则的１００人混战的足球赛中，竞争的结果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而犯规则成为一种生存的手段。如同这种比赛的经济，可以说是“裁判经济”，因为裁判的职能同时还包括可以根据比赛的情况制定和修改规则，他完全有权和有据“吹”所有的人犯规，并可以做到“吹”任何人下场，都不算是绝对的“黑哨”。在这种“市场”环境下，企业家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防止出现内部人告状的情况，因为中国历来的传统是“民不告，官不究”。这样的国情决定了企业的家族化经营是一种相对安全的选择。而这种选择的另一个结果是，绕进去容易，绕出来难，因为“打断骨头连着筋”，不到一定规模的多元化产业的形成，很难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总之，企业家族化经营的问题既涉及到人们的观念，也涉及到社会环境，既有企业家的胸怀与能力问题，也有中国社会尚未健全的经理人市场的问题。从外部环境来说，我同意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中国民营企业摆脱家族制非常困难。中国不缺少企业家，不缺少想当老板的人，而是缺少愿意为老板诚心诚意服务的有道德的职业经理人。这实际上是指出了现有的外部环境在迫使企业家只能从家族中找可靠的代理人的现实问题。

　　由于我们的市场博弈时间太短，多数人的素质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的要求相差太远。用一个人，首先要信得过，也就是他的职业道德是第一位的。而在人才市场上，缺少的并不是有能力的人，而恰恰是有诚信之人。没有诚信可言的人，能力越大，其危害也越大，因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