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流香  春归剑南

　　流誉华夏的名酒“剑南之烧春”，产生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盛唐时代。唐代，绵竹属剑南道，唐宪宗后期，李唐王朝的中书舍人李肇，在撰写《唐国史补》时，就把“剑南之烧春”列入当时天下名酒。据旧史记载，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皇帝李适曾郑重其事地面谕朝臣，要他们把剑南烧春是否上贡的问题当做一桩国家大事来讨论。当年朝廷议酒的具体情形，今天已无从知晓。然而，剑南烧春在当时朝野引起的激动，应该视为酒文化史上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与绵竹道士杨世昌之间一段关于蜜酒的趣闻，在中国酒文化史上留下千古美谈。据载，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元丰五年，绵竹武都山道士杨世昌到黄州看望苏轼，与苏轼同游赤壁，饮酒赋诗。杨世昌将蜜酒酿造法送与苏轼，苏轼十分高兴，作《蜜酒歌》回赠，并在诗前小序中写道：“西蜀道人杨世昌善作蜜酒，绝醇酽。余既得方，作此歌以遗之。”苏轼在《蜜酒歌》中赞美了蜜酒的香醇，也抒发了诗人愤世之情。

　　鹅黄酒，汉州美酒专称。《方舆胜览》载：“鹅黄乃汉州酒名，蜀中无能及者。”隋初，汉州即绵竹，宋代的汉州包括了绵竹、什邡、德阳、广汉。南宋大诗人陆游曾写道：“叹息风流今未泯，两川名酝避鹅黄。”他的一部《剑南诗稿》，与酒有关的著名诗词蕴于其中。

　　宋代，酒的影响和作用还透过政治、军事、经济充分显示出来。“酒税丞”的设置，张浚“隔糟酒法”的实施，在当时社会经济和军事中起到重要作用。

　　清代康熙年间（公元1662—1722），《绵竹县志》详细记载绵竹大曲的酿造方法，并出现了朱、杨、白、赵较大规模酿酒作坊。据《绵竹县志》载：“大曲酒，邑特产，味醇香，色洁白，状若清露。”乾隆年间太史李调元，人称“李太史”，宦游足迹遍及大半中国，自谓“一笑市人谁知我，醉来高卧酒家楼”，并夸口尝尽天下名酒，是个十足饮酒行家。他对绵竹大曲有一种特殊感情。在《函海》书中记有“绵竹清露，大曲酒是也，夏清暑，冬御寒，能止呕泻，除湿及山岚瘴气”，又说自己“天下名酒皆尝尽，却爱绵竹大曲醇”。清末，绵竹著名大曲坊已增到18家，绵竹商贸因此更为昌盛，出现了“山程水路货争呼，坐贾行商日夜图。济济直如绵竹茂，芳名不愧小成都”的繁荣景象。

　　历史跨入20世纪后，绵竹酒业又有一番新景象。1919年，“有大曲房二十五家，岁可出酒十数万，获钱五六万，销路极广”；1922年，绵竹大曲首获四川省劝业会一等奖；1928年，再度获四川省国货展览会奖；1929年，“乾元泰”、“大道生”、“瑞昌新”、“义全和”等12家大曲酒作坊的产品，又获四川省优秀酒类奖；1932年，四川省举办第一次名产品展览会，绵竹提供多种产品送展，其中“恒丰泰”酿造的绵竹大曲酒首次被批准使用注册商标。当时有诗人曾为绵竹酒坊题词：“百里闻香绵竹酒，天下何人不识君。”

　　历史的回溯漫长曲折。剑南春浸润了悠久历史，它的诞生，是一个复杂过程，既包含物质，也包含精神；既来自